作者：蒋钟仪
（七）对内“改革”，对外必须“开放”
有人说，1978年11月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那么，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标志了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改革成了开放的条件，开放又为改革增大了外部的推动力。
随着对内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向中西部循序打开，全方位推进。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与外商独资企业，积极开展“三来一补”合作等各类投资方式遍地开花。
上微厂因为1973年就开始产品出口，接待和接触过不少的海外客户，了解国外的一些信息和情况，所以在这场刚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敞开。从那时起，我们就用稍有的一些留成外汇从香港进口了8085的单板微处理机、从意大利马尔波斯引进了主动测量装置，通过引进我们一方面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尝试改造自己的设备。
之后，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敞开，更多国外轴承行业先进的技术、设备信息传递进来。在成立总师办后，我们以前国内首创的手动四头滚轴超精研机跟不上要求高的产品，为此我和老一辈工程师一起去了内地陕西汉中海虹轴承厂，专门去考察、了解西德梯伦豪斯的超精研机。这是一家国内生产制造“斯贝发动机轴承”的工厂，那个工厂简直就是一个万国牌的展览会，汇集了世界各国Z先进的的机床设备。这次出差让我见了世面，感觉到我们国家制造业的装备与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原来，以为我们上微厂在国内整个行业里什么都遥遥领先，现在才知道……回来后就着手与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一起经过几天几夜的洽谈，引进了四台西德梯伦豪斯的“超精研机”和美国的轴承检测仪器，经过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的共同努力，一下子就提高了吸尘器电机轴承的质量，打开了当时热销的国内外吸尘器市场。
到了80、90年代，国家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和军工重点项目的投入不断加大，再加上企业又取得了自营出口权后，上微厂的对外开放力度大大提升。“走出去、请进来”成了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与合作的战略，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从领导到销售人员、技术人员就连车间的操作工也走出了国门，了解世界这个大市场，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
记得1992年，在朱镕基总理亲自抓的个技术改造项目，在大连引进日本松下的录像机技术，发展中国的录像机产业，建设世界Z先进的视听产品关键件生产基地；并召集和组织了全国各地的配套件厂家为华录电子有限公司进行国产化的配套，提高此项目的国产配件替代率，从而也带动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在参与这一项目过程中，我们团队经过深入的市场调查，足足编写了一个月的“年产×××万套录像机磁鼓轴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北京，我面对十位轴承行业的专家，代表企业作了40分钟汇报和答辩（此磁鼓轴承的精度等级P2级以上，按当时的国标达B级）。Z终，我们以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技术工艺设备、同类产品的质量优势赢得了此项目的承接任务，得到了几千万（包括500万美金）的项目投资款，便有机会引进更多、更先进的装备来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
在引进一批又一批的先进生产设备和仪器的同时，上微厂还开始尝试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技术手段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1987年，有一位日本商人（北日本精机）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风，独自来到上海，拜访了我们的工厂，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贸易”，成为日本轴承行业中率先进入中国的公司。从“定牌生产”－“来件装配”－“来料加工”－“开设工厂”，双方历经三、四年的接触、洽谈、谈判，在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合作进行。这一合作方式给我们行业带来了市场、技术、工艺、设备、管理，我们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扩大这一具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双重特征产品的出口创汇作出了一定的成效。
1992年严冬，我还亲自带领五名大专以上员工赴日本公司研修学习，并接收引进两条加工生产线，在上海组建一个中日合作生产线工厂。从“谈判－签约－研修－引进－筹建－开工－培训－生产－返销”的全过程我都参与了，事后，我也兼任了这个工厂的法人代表，这段经历不仅磨练了自己，而且锻炼了一批年青人。
（八）国企改革究竟走哪条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上微厂与众多的国有企业一样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利改税、两权分离、放开经营、股份制、合资……的摸索和试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是，究竟走哪一条路？如何改革？谁也说不清哪条路姓“资”，哪条姓“社”？
1988年9月，上微厂在市政府扶植下成为18家大中型企业进行放开经营的试点单位之一，企业在计划、投资、多种经营、财产分配、劳动人事、内部分配、产品定价、外贸出口以及是否参与各类评比、检查活动等方面享有更充分的自主权。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总经济师，参与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记得1988年就开始策划，在上海市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1989年4月由我执笔起草的《推行股份制试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正式上报。没想到时隔二个月89年“六四”事件发生，上报的报告也就石沉大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意识形态上“姓资姓社”的争论，在党委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也无法说清楚。有幸地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我才没有作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检查”，也免遭“撤职”的处分。
1990年5月，我被送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脱产学习，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谈论起市场经济的话题，我们的老师和教授都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是组织我们学员一起讨论。回单位后，形势也有所明朗，股份制改革试点还将继续，在国家体改办和上海市体改办的支持下，我又开始研究和编制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章程、招股说明书等文件），直到1991年5月正式成文上报。同时，接受了国家体改办和上海体改办的审核，并确定了委托发行的证券公司，起草了招股说明书。当时我们就是上海证券市场成立时“老八股”（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豫园商场、飞乐股份和浙江凤凰）以后的批股份制试点公司，真的一切工作都万事具备，只缺东风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体改办召开了一次会议，将“公司法”即将出台的消息传达给大家，今后都将按“公司法”的规定办理。我也不知“公司法”的那一条，使我们的Z高决策者对股份制试点产生了动摇，Z后却作出了退出股份制试点企业，放弃了企业上市的时机。对此，我又一次的报告给领导，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可是在我的报告上其他领导只是签了一个字，什么都没有表态，我失败了！几年来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眼看着其他企业纷纷上市，不少上市企业的职工步入了股市，而我只能在外面观望，可心底里依然对股份制还抱有很大的兴趣。正巧1992年又有几十个股票要上市，那时主管市场的人民银行想出了先发“股票认购证”，凭认购证摇号认购股票的主意。我想不妨购买几张碰碰运气，熟悉一下股份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认购证是以100份为单位（30元/份），于是我们五个人一组每人购买了20份股票认购证，并签署了一份中奖后分配的协议，减少个人投资的风险。结果认购证的中奖率几乎100％，我们签署的那份协议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那个模模糊糊的年代，一下子取出那么多钱，真是开心得不得了，感觉钱来得有点容易。
不久，我被调到技术部分管企业的技术工作（部长兼总师）和负责“三来一补”的磨削生产线的筹建工作。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将继续，自主经营的试点也好，股份制的尝试也罢，Z后为了“加快改革的步子”，也许是按照哪位上级领导的指示，在1993年年底与香港新鸿基集团下属的天安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完成了所谓的转制。
一个既没有轴承产品市场，不懂轴承技术、工艺，靠资本运作的投资公司，专门在上海寻找优良资产的国企搞什么“合资”（在这前已有1992年的信谊药厂、92年7月的上菱冰箱、93年的白猫洗涤剂三家合资公司的先例），只要消息一公布香港新鸿基的股票就会暴涨，他们投资的资金也许早就收回了？！而我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们缺这几百万美金的资金吗？当时，我曾经也在党委会上提出了五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可谁会来听你的啊！就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消失了，连响当当的“上海微型轴承厂”的名字，从此在整个轴承行业中彻底消失了！
然后，这个“天安”合资后，企业发展和职工收益又得到了哪些提高、改进和改善呢？到了2005年，天安投资有限公司撤掉了“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可这个“天安”不知为什么至今还依然保留着？
（未完，敬请期待！）
